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介绍一些背景方面的因素。
数字货币实际上可按不同维度有多种分类，至于每种分类是否理由充分、未来是否站得住脚，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发行方而言，在中央银行存放准备金成本很高，即使是实力强大的私人公司，也不太容易拿得出。
数字化技术为考虑跨境交易提供了多种可能的方向。各国对批发和零售的定义也不完全一样。当然，小银行的存款牢靠程度略差一些。后付钱的做法会带来一系列连带政策，比如，25天宽限期是不收费的，因为这样能鼓励人们使用信用卡。与此同时，一些精明的个体商户或小微企业主发现，在需要流动资金时，可以多申请几张信用卡，通过信用卡接替借钱并利用25天的宽限期来免费使用资金。
大家知道，脸书（Facebook）在2019年发布了Libra白皮书，宣称自己将发行一种新货币，是一种稳定币，其锚是多种货币的加权，但它又没有透露是哪些货币，各占多少比例，怎么对锚进行管理。一般来说，各国不愿意使用别国的货币。这些项目可能比先前采用的方法实行起来需要较少的时间。
[70]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先验理论，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合理化了那种只关注当下的非理性行为，而不是致力于提升关注长远利益的实质理性。[40]上述逻辑表明，一个高度理性的人，通常就会拥有较低的贴现率。远虑的这种增加，是人们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未来的自然结果，而且，工业生活对人类的感情和喜好所产生的影响，大都有利于远虑的增加。
[④]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5页。上面的分析也反映出，过度偏好现在财货的行为实质上是非理性的。
一般地，如果低利率源于政府的政策规定，那么，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通常就会扩大消费，从而致使为生产投资提供基础的储蓄出现不足。相应地，它用于基本生活品的花费越高，而用于智力投资的花费则越低。相反的缺陷倾向于减少他的不耐，这就是：（1）高度的远见，这使他能对将来给予应有的注意。[61]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结果理性的体现。
甚至，它还会诱导人们更关注眼前的及时行乐，而不是从人类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未来留置资源。这就是现状偏见（present bias），它表现在时间偏好上则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性。譬如，贴现率为50%，那么，第一年的价值为1，第二年的价值为0.5，第三年的价值为0.25，第四年的价值只有0.125，第五年的价值进一步缩小为0.0625。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各国政府就不得不推行量化宽松政策(QE)（即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其目的就是通过降低各期限国债收益率来减少借款人的资本成本并由此来刺激生产投资。
[32]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6页。譬如，日本等国的利率已经达到接近零的水平，而通货膨胀水平似乎也接近零。
这就是一些当前比较富有，而将来经济情况可能不好的人。但是，现代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却发现，大多数个体并不总是理性的和风险规避的，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这包括反射效应损失厌恶偏好逆转等。
相反，如果此时利率居高不下，厂商借款的意愿就会降低，进而严重阻碍生产和投资。风险厌恶理论表明，人们往往更愿意选择收益较小的确定事件而不是具有相同或稍高预期值的风险收益。相应地，这会严重制约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福利的提升。不过，降低利率也会带来这样的衍生效应：人们的消费增加而储蓄减少。相反，随着个体主义文化的兴起，人们往往更加注重个体的利益，而有限理性和认知也使得个体看不到长期利益和未来利益所在，从而产生了即时享乐的冲动和需求。[56]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第一，它以未来会有更多财货为基础，以至于未来财货的边际收益更低。第二，根据风险厌恶理论，每个人都希望早早得志乃至一夜暴富，甚至也就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提供理论支持。
[23]由此就可以理解，当社会经济处于持续发展的情势时，由于未来社会的财货将会越来越多，人们也就不再需要担心未来生活而可以安心追求暂时的享乐。[39]由此就带来这一思考：既然现代经济学人将行为主体视为理性的，那么，时间贴现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通常也主张，作为一个理性行为者，他应该且会全面地审视行为所带来的利益效应，防止因追求暂时利益而损害未来的整体利益，防止非理性贴现。
[60]米德：《自由、公平和效率》，崔之元、王文玉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34]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6页。
有效的经济要求未来的满足和需求，不应当被认为与当前强烈体验到的欲望相比是无关紧要的。 [①]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7页。[③]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3页。[④]这样，迂回生产说就将生产效率与生产时间相联系：迂回方法较直接方法的效率更高但花费时间更长。
正因如此，社会发展就呈现出了这样的情形：一面是利率在不断下降，另一面则是储蓄似乎有增无减。具体表现为，现代生产方式呈现出从泰勒制、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标准化和批量生产转变为弹性专业化与精益生产，劳动分工由垂直整合转变为范围更广的水平分工，生产组织结构也从垂直一体化转向水平分散化。
[26]事实上，从社会发展来说，随着经济剩余的增多以及未来不确定的增强，人们不仅能够而且也必须为未来生活或社会稳定做更为理性的规划，从而不仅越来越倾向于而且也可以维持更高水平的积蓄。只要我们想一想目前有多少积累并非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而是以别人的利益为目的，如子女的教育、子女生活的提高，其他亲属的未来利益，以及为促进公私利益而花费金钱和时间，我们就会明白，对他人漠不关心会减少积累。
[56]显然，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者，他应该更全面地审视行为所带来的整体利益效应，防止因追求暂时的局部利益而损害未来的整体利益。（2）人们之所以会且必须重视储蓄，根本原因在于追求更好的未来生活而不是囿于两类财货的时间替代。
正因如此，基于这一认识和逻辑来处置和配置社会资源就必然会导向人类社会的发展困境。一般地，在集体主义文化浓郁的社会，人们往往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往往更加关注社会共同体或后世子孙的利益，更加关注长期利益和未来需求，从而倾向于追求美好未来而抑制目前的消费冲动和即时的享乐。另一方面，未来的社会发展充满了并正显示出越来越强的不确定性。[53]朱富强：《合作的文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社会规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14-225页。
[②]相应地，时间偏好利息说就是在前两个原因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由最后一个原因则发展出了迂回生产利息说。[45]问题在于，第一，生命长短通常是不确定的。
[13]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5页。贝克尔写道：几百年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许多人一直认为，由于人们在预测未来上存在困难，因此绝大多数人会低估他们的未来效用。
本文载《负利率与经济发展：对时间偏好利息说的理论反思》，《经济纵横》2023年第7期。[⑩]在费雪看来，从价值意义而非物质意义上讲，不是资本价值产生了收入价值，而是收入价值产生资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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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逆周期因子的使用注定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汇率安排。
与之对应，严重低估的货币，汇率存在较大的上行空间，其相关资产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具体来讲，金融机构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目前有24家在港交所上市的大型知名公司主动申请设立人民币柜台。
第五，计息的还是不计息的。